[摘要]王安安最早接触上影节的创投单元是在2011年。那时的她没有想到,七年后自己也将站在台上,以导演的身份对台下的评委和买家做公开陈述。

编者按:那时的她没有想到,七年后自己也将站在台上。

王安安最早接触上影节的创投单元是在2011年。那时的她没有想到,七年后自己也将站在台上,以导演的身份对台下的评委和买家做公开陈述。

那一年,她还是代表电影公司的“买家”。“坐在台下听他们陈述,也约了很多项目方聊,甚至还代表公司挑了几个项目,但最后很可惜没抢到,觉得挺有意思的。”王安安对《三声》回忆道。

“当时没太想过要自己来做,因为我之前都是给已有的项目当编剧、写剧本,所以很多年并没有自己的原创作品。也算是个遗憾吧。”她说。

契机来自于她的好友赵文佳。

两人相识于八年前,当时赵文佳所在的公司需要编剧,她从众多收集上来的写作样本中一眼看中了王安安。虽然赵文佳不久后就从公司离职,但两人仍一直有联系。“断断续续一直有合作,不管是能力、人品、才华还是各方面都很相信和欣赏对方。”赵文佳对《三声》说。

赵文佳一直从事影视行业,2014年担任电影《一步之遥》美国后期制片,2016年还以执行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了东野圭吾原作的科幻电影《悖论13》,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虚构写作者,此次参与创投的项目就改编自她的小说《大小姐们》中《太后与我》一章。

“去年的创投酒会上,我作为买方在台下看到颁奖,其实心里是有想法的。当时我就想,明年我也要把《太后与我》这个项目带来。”于是赵文佳开始着手筹备,自己身兼制片人和编剧二职,但导演仍然空缺。“我就选了一下,发现安安特别合适。她既是我的忠实读者,也一直想当导演。”她解释说,两人一拍即合。

《太后与我》顺利地入选“青年电影计划”,被安排在第三个上台做项目陈述。第一天的项目陈述结束后,创投单元评委主席徐峥工作室的制片人找到她们说,“早上听完你的陈述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我想做的项目。”

“这是我是会一直铭记的,也是会给我们做电影提供永远动力的一句话。”王安安说。

“一个产业对接平台”

每年上海电影节开幕后的第一天,距离主会场银星皇冠假日酒店3.6公里外的上海展览中心都会展开一场拉锯战,从早上十点开始,到下午五点结束。王安安和赵文佳的公开陈述正是这场拉锯战的一部分。

台上的,是跟《太后与我》一样入围“青年电影计划”的十个项目团队。台下的,除了创投单元的评委,还有由上百个影视公司负责项目开发的人组成的听众,后者还有另一个名字:“买家”。买家们要在一整天的时间里记录各个项目的特点,以及评委对项目的问题和点评,以便在接下来的两天洽谈时间内,提高看项目的效率。

“影视公司对创投越来越热情,今年陈述现场很多人都只能坐在地上,后来因为人太多位置不够,考虑到安全因素,还进行了限流措施。”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前两年都没碰到过的。

热度是逐渐累积的。创投单元最早的雏形在2006年,当时的“中欧合拍片论坛”上已经有一些合拍片项目的洽谈。最初,创投分为“中国电影项目”和“合拍片项目”两个子单元,前者于2012年改为“青年电影计划”,后者则取消。

十二年来,电影项目创投见证了54部影片进入制作,不少新人在这里崭露头角。徐皓峰的《师父》、徐昂的《十二公民》、刁亦男的《白日焰火》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被大家看到。导演张猛的两部作品《钢的琴》和《胜利》也都参加了上影节创投,他曾坦言,如果没有创投,他的第一部作品可能很难出来——很长一段时间,张猛都是上影节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

这两年在创投较为活跃的导演是周劼。他曾在2016年凭借《淡蓝琥珀》获得当年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的“最佳青年导演项目”,并于2017年7月拍摄完成。今年,《淡蓝琥珀》又入围了上海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提名。此外,周劼的新作品《李子林是桃花源》也出现在了今年的创投单元上。

另一方面,更多从海外回国的新导演参与进来。“他们之前都在国外,国内没有电影界的人脉,类似电影节创投这样的平台能够帮助他们对接行业。”今年创投单元的评委、著名编剧、监制许月珍对《三声》说,“他们的项目相比本土新导演的项目会更加类型化一些。”

在组委会创投团队的规划中,创投单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对接平台,把创作团队和产业资源连接起来。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不仅推出青年导演,也推出成熟导演;不仅推出文艺项目,也推出商业项目;规模上,以今年为例,项目预算从五十万到数千万都有涵盖。

“今年开始,创投的整体布局已经算是初步成熟了。”组委会表示,根据项目本身的阶段、团队的状态等因素,主办方将不同项目划分到四个不同的子单元中。

首先是训练营,这是从2017年开始的一个闭门活动,进入训练营的项目会提前接受专业的培训师、导师密集的交流和指导。然后是最受关注的“青年电影计划”,限导演的第一部、第二部作品,且需为华语片。入围的十个项目会分别获得10分钟的陈述时间,并跟三位评委有8分钟的现场交流机会。

此外,还有项目编号在11-30的二十个创投项目,其中以成熟导演、或成熟的团队偏多,不少项目已经拿到部分投资。最后还有今年新增的“制作中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已经进入制作环节的一些项目,它们可能有追加后期制作资金的需求。“等于是覆盖了整个创投从项目开发到到拍摄甚至后期的全过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对《三声》说。

对评委的选择也有一套标准。“创投它其实是一个跟项目开发相关的、更加产业性的领域。”组委会创投团队透露说,因此,在评委的选择上一般会邀请导演、制片,再加一个相关工种的组合,同时也希望他们来自两岸三地不同的地区,能够有更好的交流。

“徐峥老师可能偏商业片,许月珍老师则更加兼顾、题材和票房都有一定的保证,廖庆松老师则在艺术性上走得更前面一些。今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组合。”

新人们的诉求

在许月珍看来,创投单元对于行业年轻人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金、创作上的指导、以及测试市场。

资金是创投单元上项目方最基础的诉求,每个项目都会为自己设定一个成本预算。“今年最低的项目预算只有五十万,最高的也是几千万,曾经还有过上亿预算的项目。”

对于创投项目的成本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理,许月珍认为要因项目而定,没有一个绝对的区间。“我觉得500万到1个亿都可以。”她说,如果剧本已经足够好,需要增加预算去行业里找足够好的演员,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把钱花在做那种很复杂,很炫技的东西,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在2015年前后,随着电影市场的扩大,不少行业外的资本开始关注到电影创投市场,“上亿预算”的项目就发生在那一时期。

根据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同比增长48.7%,堪称五年来最大奇迹。也同样是这一年,上影节创投单元每年项目方与买方的洽谈会议总数,从一直以来的400多场蹿升至630。

很大一个原因是行业外“买家”的进入。当时,恰逢上影节创投单元颁发的三大奖取消了十万元的奖金,取而代之的是不少影视公司作为合作方,设立现金奖项。“不少资本想要成为合作方并开出很高的奖金。”组委会创投团队对《三声》表示,“但你不知道这个资方到底什么实力,他也并不能保证这个项目一定给他带来什么,甚至反而可能对项目造成伤害。”

因此,从三年前开始,上影节创投单元对资本方设置了筛选和分级制度,顶级的公司会进行优先邀请、和预约洽谈。

“创投它像一个对接的平台,一方面我们筛选好的项目、值得推荐的内容和作者,一方面我们也筛选好的资方。所以两方面都是要进行管理的。”比如,今年的合作方就都是如阿里影业、英皇、万达、坏猴子等业内的影视公司。

这样的筛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人们在创作指导上的诉求。

“真正的问题还是自身创作的问题。”坏猴子影业CEO、制片人王易冰对《三声》表示,因为创作是一个“非标”的事情,在过程中必然需要反复地论证,一遍遍推翻重来,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能帮到他的,就是通过我们的经验,让他在创作过程中少走弯路。”

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好。近两年,除了电影节创投,行业内对于新人的扶持计划也不断涌现,坏猴子影业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中国导演协会的“青葱计划”,以及阿里影业的A计划等都在试图帮助年轻的电影人们一步步的成长。

“大概从去年开始明显感觉到,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根本原因是行业的发展。”王易冰说。

一个细节是,在今年上海电影节开幕论坛上,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表示,资本正在撤出影视行业。对于创投这个领域来说,撤出的可能更多的是非行业资本。从数据上看,今年创投单元上项目方与买方的洽谈会议总数更到了710场,几乎都是业内的公司。

“大家对好的内容更加的关注,就是不相关的资本在退出,但是要做电影的人,要做电影的这些公司,还是永远在做电影的。”组委会表示。

除了资金和创作指导,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测试市场。

“就是我这个项目可不可行,来这里看看行业里的反应。比如你可能会跟几十家公司聊,那这些人给你的反馈,对你创作和商业上提的那些问题,可能是你没想到过或者没有办法马上回答的,但对项目会很有用。”许月珍认为,拍自己想拍的、真实情感的东西,在创投单元中会更具优势。“不是去吓唬观众或者迎合市场。”

对于这些创投项目后续的商业规划,上影节的创投单元负责人范静雯对《三声》表示,所有的项目都应该开放自己后续的商业规划。“如果是文艺气质和个人表达较弄的项目,肯定首先考虑各大电影节,以及海外发行。”她说,“从创投的角度,只是说我们尽可能地向大家推荐好的内容,然后促使这个好的内容最后变成一个作品。”

“但你要说什么时候能出现下一个《白日焰火》,这不好说,因为这不是创投能回答的问题了。”

获奖只是开始

创投颁奖酒会结束后,王安安在朋友圈里晒出了三张证书,其中一张是入围“青年电影计划”的证书,另外两张分别是获得七印象和坏猴子特别关注项目的获奖证书。

曾经作为“买家”的经验,为王安安和赵文佳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买方通常想知道的是,项目方是不是想清楚了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故事值不值得被讲述,整个故事的架构、世界观有没有规划好。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王安安说,这些经历为她们如何去向人陈述、宣讲项目提供了很多经验性的指导。

授予《太后与我》特别关注奖的坏猴子影业,已经连续三年都深度地参与到上影节的创投单元。“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扶持新导演的“坏猴子72变计划”,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年的创投都是一个接触更多项目、导演,寻找更多机会的方式。”王易冰说。

他解释说,衡量一个创投项目是否靠谱的两大维度,一个是题材,另一个是人。“当导演的事情是一个跟着人走的事情,需要很多综合素质,不光是说我写东西写得很精彩就可以的。还要包含你的表达能沟通能力、理解能力、执行能力、适应能力,以及是不是坚韧,种种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

在许月珍的印象中,过去20年电影行业新导演的发展轨迹发生了重要变化。2000年之后到2011、2012年之前,由于行业缺少工业体系,很多新人导演在职业生涯开始时只能靠“乱碰”,“比如我今天撞到一个主旋律电影,明天我找到一个煤老板的钱。”而在过去6、7年,电影行业的工业规范逐渐被建立,导演身边的制片人从“找钱的”变成工作更复杂、话语权更大的工种,又逐渐有了专门的监制,这些帮手们能够从商业和制作两端帮助导演更好地与行业对接,“对于新导演来说,情况越来越好。”

一方面是工业规范逐渐被建立,另一方面是前几年非行业资本的涌入,使得不少年轻导演有机会在第一部作品就享受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成本预算。

“拿多少资源就要承受多大压力,那种压力上来了之后你会变形的。原本你可能会做对的事情你可能就做不对了。”王易冰说,“处女作里面最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导演那种纯粹的表达,往往每个导演可能只有这一次。”

事实上,获奖、或者获得投资只是一个开始,对于任何新人来讲,后面永远有更多困难在等待。

“你端来一个完整的剧本,想马上就能拍,这不太可能。比如去年我们选的导演温仕培,他的项目《热带往事》在创投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完整剧本的阶段,但因为从剧本到一个完整的作品中间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所以依然经过了一年的打磨,下个月25号就要在广州开机了。”王易冰说。

即使是被大家视为成功案例的《白日焰火》,项目在获奖后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打磨和反复的修改。导演刁亦男曾对媒体表示:“剧本的修改史,实际上就是中国这几年电影和市场发生关系的历史。你觉得很好,但是没有人帮你投钱来拍,那就说明市场或者金钱不认可。你在不断地跟着他们调整,同时你得保留自己的风格和最初始的冲动。”

甚至宁浩对最终项目能否拍出来,都不太在意。“还在创投阶段的项目,只是作为种子而存在。我自己是搞创作的,我很清楚,种子的成长特别重要,有时候种子要放在那里很久才能长成树。不要在它是种子的时候就把它杀死。我记得十年前我在HAF拿创投的那个剧本到现在都没拍,但我到现在也都没放弃,我觉得它仍有价值。”

在许月珍看来,一个公司参加创投最理想的状态是,找到年轻的、具有潜力的导演,再用3-4部作品去培养他们。“来参加创投,是要找到那个能第一部戏,第二部戏一直拍下去的导演,而不是就找一个拍第一部戏就能赚钱的导演。”她说,“不要抱着’捡一个天才回去’的想法。”

一个事实是,虽然包括创投在内,国内扶持新人的计划越来越多,但对于王易冰来说,发现新人仍然很难。“老实说(有潜力的人)没有那么多。就好像画画的人太多了,但是最后能成为画家的人太少。导演也一样,就是学拍电影、想做导演的多了去了,但是真正能做导演的太少了。”

几天的创投活动下来,王安安在不断地跟买方沟通的过程中,嗓子已经有些沙哑。但对于她们来说,接下来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在众多有意向的买家中挑选最合适的那个,并与之合作打磨剧本、开机、进组拍摄等都是要面临的挑战。

在创投颁奖酒会后,王安安发了一条感谢电影节的朋友圈,赵文佳在底下回复一个爱心:“此刻我已经在改剧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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